人生總有許多第一次。有些第一次像醇酒，餘韻悠長；有些則像尚未癒合的傷疤，每逢陰雨便隱隱作痛。對我而言，最近這段經歷，無疑是後者——一場實實在在地、對我社工生涯「評估專業」的重擊。
記得那天去家訪，案母與案弟圍坐一旁，話語中全是多年來為了案主阿銘所做的犧牲。那些辛酸、那些被傷害的過往，在空氣中凝結成一種沉重的悲情。這是家訪中常見的戲碼：家屬需要釋放，而我們需要從這些情緒碎片中拼湊案主的真實面貌。
在那當下，我側過頭觀察阿銘。他在長達 21 年的牢獄生涯後，剛結束 6 年的刑期出所。我想從他臉上捕捉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悔意，或是想要重生的火花。我看見了，或者說，我「以為」我看見了。
我對他寄予厚望，甚至私心想將他培養成日後的種子教師，讓過來人引領過來人。我為他畫好藍圖：三個月穩定就業、考取重機械證照、最後攻讀空大。我以為我在修復一個靈魂，卻忘了靈魂若不願自救，外力再強也只是徒勞。
崩壞發生得極快。剛入住中途之家並安排到修繕隊工作沒多久，阿銘就因為向家人索討父親遺產未果，與母親爆發激烈爭吵。隔天一早，他一聲不吭，打包行囊便不假離園。
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專業判斷受挫。家園召開了緊急會議，針對他無視紀律、導致修繕隊「開天窗」的行為進行評估。基於機構的公平性與破窗效應，我們決議：不予返回。
然而，當我撥通電話告知案母時，她那一聲聲的哀求與擔保，終究還是軟化了我作為社工的防線。我心軟了。我想，再給他一個機會吧，或許換個環境、換到友善廠商那裡，他能知恩圖報。
誰知，這份心軟竟成了惡夢的引信。
轉介到友善廠商後，阿銘不僅沒有收斂，反而變本加厲。
首先是「奪藥事件」。他竟擅自奪取同儕阿昌的全部處方用藥，導致阿昌面臨斷藥風險與額外的經濟負擔。接著是「職場衝突」。在考古工地，他情緒失控與文化局的教授發生衝突，差點導致廠商標案被撤場。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差點毀掉的是所有同儕的生計。
更令我心寒的是「誠信的破滅」。先前阿銘尿檢未過，辯稱是吃了「頭痛藥」，案母與案弟信誓旦旦地為他背書。為了求證，我私下將藥品送驗，結果無情地打了我的臉——那只是普通藥錠，與嗎啡類反應毫無關聯。
原來，我一直引以為傲的「互相信任」，在對方眼中不過是好騙的代稱。
當我試著與案母溝通，希望阿銘能為阿昌的藥費負起賠償責任時，對方的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大轉變。
「你們說怎麼就怎麼... 亂說會有報應的，我也拜佛的！」案母在通訊軟體那頭憤怒地指責，甚至將阿銘的脫序行為歸咎於「運氣不好」、「中途之家太嚴苛」。她拒絕面對事實，將所有責任推給環境，甚至搬出「別人家給身分證就能做工」的邏輯來否定專業輔導。
那一刻，我看著手機螢幕，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。 我回覆她：「媽媽，阿昌的損失我來想辦法好了。這是我身為社工的失職，我不該在驗尿沒過時還心軟帶他去。」
這是我最後的溫柔，也是我對這份失衡關係的告別。
這件事對我而言，是一場極其痛苦卻必要的成長。
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這句老話在社工專業中，代價往往是慘重的。反思這整起事件，我意識到自己在評估上的致命傷：我被「家庭支持」的假象給蒙蔽了。
那些明明有家可歸、家庭看似支持，卻堅持不讓案主住在家裡的案家，背後的動機往往不是「為了案主好」，而是為了「甩包」。他們利用社工的同情心，將這個家中的定時炸彈丟給機構。他們口中的悲情，有時只是為了不再讓案主回家搞事的煙幕彈。
現在，我選擇結案。
我學會了，社工的愛心若沒有邊界，那便是不負責任的濫情。在未來的評估中，我會更加嚴謹地審視那些「過於完美的悲情」。誠信是合作的底線，當這條底線被踩碎時，再多的輔導也是枉然。
這一次，我賠掉了對人性的部分信任，但我找回了專業的冷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