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桃園分會
195公里的距離代表的是什麼？是一位媽媽對孩子的愛，是一位保護官對少年的期待，是一位社工兩年的服務。
「社共…窩不能講電話啦…要中午！勞板會罵窩！」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打電話給媽媽的時候是上午，我看著轉介單上的印刷文字上寫著媽媽是越南籍，不擅長中文，心頭忐忑不安的撥通電話，也撥通了我這兩年多來的服務起頭。
伴隨著媽媽不甚流利的中文，以及孩子的高漲的情緒，過往的創傷與頻發的衝突事件 在有些窄小的兩人家庭內產生了許多不美麗的火花，作為逆境社工的我可以說是傷透了腦筋，首先果然還是得好好解決跟媽媽語言不通的問題吧？透過督導的介紹，我找了兩三位通譯陪我去找媽媽，去更加細緻的了解與教導媽媽到底怎麼去應對孩子的狀況，同時也得面對孩子不停的外往跑，帶朋友回家，永遠不停下的說謊與永遠不停止的輟學，各種處於灰色地帶的行動也挑戰著我的神經底線，最後，我與媽媽一起重新面對了保護官，我們說明了這一陣子的情況，最後來到轉捩點的是那次的開庭。
陪同上法庭對我來說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了，當下安撫孩子的情緒是我們能做的最直接的事情，此時的孩子仍舊怪罪著媽媽不替他說話，在法官面前用自己高漲的情緒字眼來挑戰社會的法律，因此最後仍舊是判定收容至少觀所，同時我們也開始進行了長征，孩子在收容結束之後返回原生家庭絕對不是最佳利益，與保護官討論出來的結果是，安置。
安置這兩個字，筆劃總共19劃，同時也代表我必須追蹤這個孩子到他19歲，而桃園到雲林的距離是195公里，我現在每兩個月陪著媽媽一起前往探視孩子，慶幸的是，孩子自己已經把握住了機會，慢慢的成長，學習如何對自己負責，而媽媽與我也建立起了，一個不需要通譯，就能理解對方在說什麼的關係。
手上握著的車票是一個媽媽對孩子的想望，是一個保護官對孩子的愛護，是一個社工對孩子的服務。